危机冲击下的国家主义争论

　　面对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连最执着于自由市场的美国也不得不求助于大规模的国家干预，对破产金融机构进行国有化，并通过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向困难企业提供财政援助，对教育、医疗和社会保障进行大规模改革……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范围如此之广，程度如此之深，以至于美国一些保守派将奥巴马政府的改革斥为“社会主义”。他们的不上海到三明专线满不仅来自于对财政赤字激增的担忧，还来自于对国家干预的传统抵触。在美国的政治文化中，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被视为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其主要区别在于国家与市场的关系。资本主义是实行自由市场和自由企业的经济制度，国家尽可能少地干预经济活动；而社会主义则是国家拥有并控制很多大企业的一种经济制度。

　　按照美国的传统观念，国家对经济社会生活的干预，好则是无效的，因为市场本身就具有自动调节和自动纠错功能；坏则是有害的，因为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而国家干预往往导致资源配置的扭曲。但面对严重的经济危机，除了求助于国家干预外别无出路。

　　这次危机也使此前一直受西方压力要求加快与其接轨的中国略舒了一口气。许多中国人甚至庆幸幸亏没有那么快地与其接轨，否则中国将面临更大的打击，冰岛濒临国家破产的案例足以令所有人惊出一身冷汗。虽然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政府主导型的发展模式却一直不被信奉自由市场的西方所接受，要求中国加快市场开放和自由化的压力不断增加。在此次金融危机爆发后，许多国际观察家意识到，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应对危机中比其他大国更主动，主要是因为中国政府主导型的经济发展模式和渐进式的开放道路。而这正是国际社会所热议的“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一个基本特点。

　　实际上，国家主义的存在不仅来自于现代经济稳定运行对国家干预的客观需要，更来自于国家对个人福利和安全的政治责任。从20世纪60-70年代开始，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和全球性挑战的不断涌现，“主权过时论”和“主权终结论”成为一种流行的论断。但此次金融危机再次证明了主权国家不仅是国内外经济活动的规制者和最后的救助者，而且继续是个人安全和福利的最主要提供者。

　　没有任何一个组织具有这么大的政治能量，也没有任何一个组织被民众寄予如此普遍的期待。虽然经济活动日益全球化，但政治责任依然是按地缘划分的，这就决定了国家主义仍将是各国参与国际经济上海到南平专线交往的最基本原则，所不同的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的差异。面对严重的危机，各国无不以国内目标优先，其最初反应颇有点大难来时各自飞的意味，保护主义的回流也就不难理解了。

　　西方当前经济运行中国家干预的加强既是应对日益复杂的经济形势的现实需要，也是民众要求进一步参与福利分配的政治结果。当然，也有不少人担心这将威胁其长期竞争力。而在发展中国家，实现赶超战略离不开国家的主导作用，但如果不能建立起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终将面临效率低下后劲不足的问题。

　　在国际交往方面，全球化已将各主要国家经济联系成为一个命运共同体。如果每个国家只顾自己，不仅难以有效解决其所面临的问题，其做法本身就可能成为问题的一部分。国家主义的利益导向不会变，但实现国家利益的方式会做出相应的调整。这也是为什么各国最终必须走到一起来协调应对国际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