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当年的拆迁队长应聘成为“专职钉子户”，他想要的是什么？
成为自己曾经的“对手”，面对的则是当初的自己，他如何感悟这戏剧性的转换？
现在的拆迁还是他熟悉的拆迁吗？他胜算几何？
本刊记者/周华蕾 (发自北京)
摄影/本刊记者 甄宏戈
“鸟巢”背后，一片北京闹市中的荒岛。大地在冬夜沉睡，残存的几间屋子里，尚有不寐的人。“汇发楼”差不多是这片价值45亿的地皮上的最后留存物，几处拒绝被拆迁的门市房，早已断水断电、停业多时。
“鱼堡”餐厅开在“鸟巢”斜对面，被称为“职业钉子户”的老陆守在一团漆黑里。
屋子冷得像个冰柜，烛影重重，渗着一股色拉油的味道，黄色的手电筒用透明胶带绑在吊灯上，向麻将桌投去一弧昏暗的光。两张餐椅合到一起就是床，棉被铺在上面。没有水，无法打扫，煤灰越积越多。
老陆神出鬼没。时常不接手机，怎么找也没影儿，但大多数时候，他像一枚军绿色的硕大的钉子，硬梆梆地杵在店门口，等待来犯之“敌”。隆冬的北京，风刮得呜啊呜的。
他成为周围人议论的话题，因为仅仅在几年前，这“钉子”还是一把油光闪亮的、负责拨“钉子”的“钳子”。
被逼出来的“招聘”
“鱼堡”的店主秦荣，是在国贸上班的80后白领。去年7月，她在这里租下了一爿60平米的店铺经营餐饮，签的三年合同。谁知一年过去，眼见餐厅刚开始盈利，“噩耗”传来——这排楼房就要拆了。
这栋楼在奥运前就已完成了一次拆迁，房屋的产权公司新奥集团为增加收益，将这栋“拆而未除”的汇发楼暂且留存下来，租给东方凯晟商贸有限公司，再由二房东东方凯晟转手租给秦荣等小老板们。
现在，汇发楼要真正拆除了，这意味着餐厅一年来的数十万投资都成了泡影，东方凯晟只愿意补偿寥寥数万，秦荣说“完全是杯水车薪”。
于是，这位乌鲁木齐女孩，开始无头苍蝇般四处乱撞的维权。
四个月里，她几番找到新奥集团副总经理郭再斌，说理不行，哭着哀求也没用；她请媒体朋友吃饭，朋友说，别人几百万、几千万的案子还管不过来，“这事儿没什么新闻价值”；最后，她拿着上访材料来到位于正义路的国家信访局，里边黑压压的人，许多人为拆迁而来。信访局工作人员态度和蔼地收下了材料，对秦荣说，这事儿你得打官司，留在这儿没用。
从信访局归来，处处碰壁的秦荣悟出一个道理：房子才是她最后的砝码，得24小时留人。
她在天涯、猫扑等论坛发了一个“绝对史上最牛招聘”的帖子，招聘拆迁钉子户，应聘者需有相关拆迁经验，底薪1000元/月。另有2%提成，包吃包住。
原本只想找人帮着看店，没料到记者呼啦啦就来了，她无意中创造了“新闻价值”。
招聘职业钉子户的消息上了报纸和电视后，应聘者源源不断地找上门来。其中一位叫杨帅的天津大学生，带着行李来到店里。他说自己比较早熟，“社会不公平的事太多了，(希望)尽自己的努力，让社会好一点”。
虽然感动，秦荣并不认为一个学生能和社会闲杂人等抗衡。这些天，曾有黑衣人上门，打伤了楼北边湖南米粉店的老板，而后整栋楼遭遇断水断电，楼中间菊华居老板的热带鱼也被冻死了。打110成了家常便饭，但警察只管维护现场秩序，管不了断水断电。
“不能蛮干，能长期蹲守，最好像《蜗居》里的钉子户李阿婆，装傻充愣。”秦荣这样描述她的理想人选。
拆迁队长的“经验”与忐忑
陆大任没有看《蜗居》，他看的是电视新闻，里面正在讲秦荣招聘的事情。他“脑子一热”，就打了应聘电话。电话接通那一刻，就注定了他是这次招聘的不二人选，也让时下备受关注的拆迁话题出现一个兼具辛酸感与戏剧性的场景。
12月初的一天夜里，秦荣接待了前来面试的陆大任。一开场，这位电话里“声音很沉稳”的中年人就反问“考官”：“你们有没有信心坚持到最后？”
陆大任的问题给秦荣打了一剂强心针，她笑了。
“只要你不走，我绝对不走。”陆大任搁下这句话。
举手投足间，行伍出身的陆大任带有少许的“匪气”，很难嗅到大学中文系带出来的书卷气。
陆大任今年45岁，眉毛浓黑，长长地龇着，有些稀疏的头发已经花白一片，加之他偏偏又戴着一顶暗红色的老人帽，周围人习惯称其为老陆。在公交车上，会有人给老陆让座，这让他很不爽：“我有那么老吗？”
老陆的脸倒是饱满又生动，朋友说他挺像喜剧演员范伟，只不过是大号的。
老陆不缺钱。一个多月前，他刚刚在原单位办了“内退”，来到北京，妻子和孩子都移民澳大利亚了，他被拒签。老陆却并不沮丧，而是有所解脱，“好不容易送走了‘三个皇帝’，获得解放。”
老陆早年喜欢写点诗歌投稿，大学毕业后进入太原一家事业单位工作。1990年代后期，他感觉到全民下海的浪潮，“社会发烫了”，“50多个人的单位，开会就几个人。”
陆大任也试着做起生意，最初是倒腾烟酒，“大年三十儿，还拉着一大卡车挂历，从广州往山西赶”。之后的一个契机，老陆接手了拆迁的“买卖”，“当时这是个肥缺儿”。
那时没有“钉子户”一说，有的只是为数不多的“难缠户”。陆大任对自己摆平难缠户很有信心。
“扔死鸡、砸玻璃、堵下水道、断水断电，都是最常见的做上海至福州专线法。”他看不上这些“下三滥”的路数，他的做法是“打擦边球”。比如在危房100米开外搞爆破，轰隆一震，危房震出裂缝，也就相应贬了值；或在紧挨钉子户的房子上施工，伪造机械事故，“预制板吊在空中，看屋里人一出门，就哐当一声掉下去，说是意外，不小心砸到他们家房子了，其实这么一弄，房子都快垮了。”
人不肯出门怎么办？老陆会让开发商找几个本地青年进行“培训”，在自己指挥下，两个人一组，把屋里的人抱出去，“出手不要重，但一定死死抱住不松手”，其他人趁机迅速把家具搬出来。
那时拆的大多是平房，半个小时就完事，房子一推，钱一搁，人再哭天抢地，也没拆迁队的事了。说起自己当年的“损招”，老陆捂住嘴，有点不好意思。
也有一次出了大事。当时是在太原，老陆把价码谈好，立马开工，一个不知道补偿金已经到位的中年妇女突然冲出来，一头撞在推土机明晃晃的铲头上。血流了一地，闹出了人命，老陆为此赔了6万块。
很难有人想到，拆迁队长的身份竟让老陆几年间暴富，积累了不少于500万的财富。日子一天天过去，他挖空心思地挣钱，心满意足地数钱，四十来岁的人，看上去比同龄人苍老一个辈分。
几年前，他决心远离这个行当，越远越好。当他看到秦荣的招聘启事，心里一动，似乎找到了真正适合自己的职业。
“神奇的老陆”
北京的严冬里，当年的拆迁队长坐在断水断电的黑屋子里，说着自己的故事，偶有触动。车影驶过，像一出皮影戏在他脸上流动。“这是我欠钉子户的债。”他说。
在老陆之信奉“要文斗不要武斗”的上海市民徐达也获得了秦荣的信任。徐达是一名即将退休的计算机工程师，“世博会”动迁中，他为没有得到安置的96岁的特困户姨妈起诉31次，4年后也没有得到法院的明确答上海到厦门专线复。他说自己有过那种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体验，希望秦荣不至于那么无助。他告诉秦荣，会帮她以信访方式讨要补偿款，每个月象征性地拿100元“工资”，事成后全部捐给对抗“钓鱼执法”的上海司机孙中界。
自此，陆大任和徐达成为秦荣的得力助手，徐达负责写信上诉；陆大任坐镇店里，对付暴力拆迁，被媒体称为“文武钉子户”。
老陆习惯于裹一件长过膝的军大衣，举一面“钉子户”白旗，一个淡蓝色口罩略显神秘地把半张脸藏起来。他很高兴有机会改写自己的历史，而且这个“过来人”对完成使命自信满满，他没有预料到，做一个理想主义者远比向现实妥协困难。
原以为每天还可以吹吹暖气，看看电视，大不了24小时盯守。来到这排黑森森的屋子里，老陆才发现“艰苦得像抗战”。98%的时候，老陆在和无边无际的时间抗争。
下午5点钟天就黑了，黑暗无比漫长。睡不着，老陆就坐着，日复一日。零点半到零点四十，看市政环卫车从北向南开过去；凌晨一点半到一点四十，环卫车又从南往北缓缓开过来。有时老半天没车经过，静得发慌，于是，偶尔有车轮擦过路面的唰唰声，也成了华丽的凡德伊小乐章。另一些时候，一辆黑色商用车突然在视野中慢下来，老陆立马睁大眼睛甄别，一旦“敌人”来袭，得立马拨打110。
让人尤其不痛快的是也许无所不在的监视，包括想象中的和确实潜伏着的。每当老陆想到有一双隐形的眼睛正看着自己扒拉几口新疆拌面，等着自己打一个盹，心里就毛悚悚的。
“鱼堡”在汇发楼的南头，和它一起24小时坚守的，还有中间的菊华居和北头的湖南米粉店。老陆说，这种结构决定了拆迁队强拆无望。但苦日子得一天天捱，菊华居的老板娘冻得鼻子通红，“熬鹰似的”，她用感冒的鼻音说。 |
